從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汽協會）召開的7月月度信息發布會上獲悉，上半年，我國累計完成摩托車產銷1162.91萬輛和1173.81萬輛，同比下降11.4%和10.8%，產銷量為近6年來同期最低，且上半年的月均產銷量不足200萬輛；上半年摩托車出口448.59萬輛，同比下滑8.9%。

　　這樣的數據在中汽協會摩托車分會秘書長李彬看來，是“歷年來摩托車狀況最差的一年”，他認為現在是“中國摩托車市場生態環境最惡劣的時期”。

　　“限摩”困住城市市場

　　“摩托車（行業）運行到今天這樣的地步，是自2009年以來國家政策和金融危機累積的結果，”李彬稱，“我國的摩托車國三排放標準是全世界最嚴格的。不僅如此，我國的燃油排放標準還比其他國家多了一項‘燃油蒸發’標準，因此摩托車行業為達標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同時李彬提到，190多個城市對摩托車的限制（俗稱“限摩”）也對摩托車行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市場是企業研發的源動力，沒有市場，就沒有企業愿意投入。”李彬分析道，“由于做農村摩托車市場追求的是低價格，因此很少會有廠家去做高利潤、高附加值的產品，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市場。”　他認為，這是造成我國摩托車行業一直以來以低價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原因。

　　在發布會上，李彬呼吁給摩托車行業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摩托車是一個國家合法的產品，應給予公眾選擇交通工具的自由。只要有了公平的市場環境，摩托車就可以依靠自身和市場發展起來。”他說。

　　據李彬介紹，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機關和部委出臺過“限摩”的相關文件，“限摩”的文件均出自各個地方政府。據此，李彬表示，中汽協會摩托車分會仍在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下一步希望與一些典型“限摩”城市的政府進行對話，使其真正認識到摩托車在城市中的作用和摩托車的管理、安全駕駛教育等工作。

　　發布會上，中汽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也表示，摩托車是我國和諧交通運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目前摩托車所經歷的困難主要源自管理不到位。

　　“摩托車是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在廣大農村和偏遠地區，很多（物流用品）都是靠摩托車在運輸，”董揚補充道，“北京堵車的事實也說明，一個大城市如果只靠汽車加地鐵恐怕還不行，還得有點摩托車。而且摩托車可以通過技術改進（使排放）變得干凈，通過培訓駕駛員提高（其）安全性。”

　　正規軍打不過游擊隊

　　“限摩”之殤不僅使企業失去了城市的重要市場，還產生了劣幣驅除良幣的效應。

　　據李彬透露，中汽協會摩托車分會在配合工信部對十幾個省市調查摩托車國三摩托車的抽樣調查時發現，當今摩托車市場上銷售的絕大多數產品并非摩托車，而是燃油助力車（該產品去年已被工信部和發改委嚴令淘汰）或者不合格的電動摩托車，并且這些違法產品仍在明目張膽地售賣。以年銷60萬輛摩托車的湖南省湘潭市為例，其摩托車銷量的一半都為燃油助力車所占據；就全國范圍來看，燃油助力車每年的銷量已達到近500萬輛。“造成了市場的極度混亂”，李彬感嘆道：“現在是中國摩托車市場生態環境最惡劣的時期。”

　　從中汽協會摩托車分會收集的各方信息可以看出，摩托車銷量之所以下降，并不簡單是由于被汽車所替代了，而是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市場環境中，被不用上牌、交稅極低的燃油助力車或不合格的電動摩托車所代替了。李彬介紹說，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賣正規品牌摩托車的經銷商開的是便宜的汽車，而賣燃油助力車的經銷商開的是進口豪華車。“這反映了一個可悲的社會現實，即做偽劣產品的人掙了很多錢，而兢兢業業做品牌的人卻收入很低。這（實際）就是鼓勵大家去做違法的事。”他無奈地說道。

　　關稅政策捆住了自家企業手腳

　　發布會上，李彬還強烈呼吁，相關政府部門應從公平競爭和保護國內企業的角度出發制定關稅政策。

　　據悉，自2010年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簡稱CAFTA）啟動，中國與東盟國家的7000種產品實現零關稅，占到雙方90%的貿易產品。根據協議，中國把東盟各國250cc以下排量摩托車及零部件的進口關稅降到了零，但東盟各國除新加坡、文萊外，均出于保護本國摩托車產業的目的，將摩托車產品列為敏感產品，仍然保持5%～72%不等的關稅，保護期長達5~8年。此舉不但使中國摩托車產品將被迫退出東盟市場，而且使東盟成為日本及歐美摩托車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勢必對中國摩托車工業造成極大損害。

　　李彬坦言，在海外市場，我國摩托車企業也面臨與東南亞、日本、印度等國摩托車產品的嚴酷競爭，因此今年出口形勢也不太樂觀，可能無法保持了去年的增長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