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的興衰

底特律的發展歷程體現了一個城市的興衰。這個曾經人口達到180萬的美國第四大城市，擁有成千上萬家汽車相關企業的著名“汽車城”，如今卻面臨著暴力犯罪頻發、失業率高企、財政危機等嚴重問題，全市遍布廢墟，人口驟降到只有約70萬，被《福布斯》雜志評為2012年美國最悲慘城市，甚至被預言會在2100年消失。

底特律到底發生了什么？從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來看，底特律的沒落，折射出的是城鎮化進程中，產業興衰的生命周期引起產業集聚和轉移的變化與一個城市的發展背影。

城鎮化起步于經濟要素的空間集聚，其基點是產業的空間集聚，是由產業空間集聚帶動人口空間集聚，進而帶動資金、技術、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在空間上集中的過程。可見，城鎮發展以產業集聚為基礎，產業結構的變化將會帶動城鎮發展模式的相應調整，產業繁榮和衰退的周期變化，同樣會直接影響到城鎮化的興起和沒落。隨著勞動力成本、資源、制度等經濟要素的變化，產業發展一般會經歷幼稚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明顯的生命周期過程，反映到空間上，突出表現為產業發展成長期的產業集聚以及產業發展衰退期的產業轉移（擴散）。也就是，作為城鎮化的基點，產業空間集聚的持續性受制于產業生命周期的內在邏輯，產業發展上升期的產業集聚，帶來的是城鎮發展的興起和繁榮，產業發展衰退期的產業轉移（擴散），帶來的是城鎮化發展的停滯和沒落。

從上述視角看，底特律的沒落與汽車產業的衰落緊密相連，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分工體系中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舊（汽車）產業在發生轉移的同時，新的產業發展未能同步跟上形成新的產業集聚，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產業空心化現象，導致城鎮化發展失去了支撐。

以“底特律樣本”為鑒，當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認清國內外產業發展形勢，以“培育支撐城鎮化發展的產業基礎”為著眼點，引導城鎮化發展契合于產業集聚和轉移的實際，實現中國城鎮化的穩定可持續發展。

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

面對非均質的現實空間世界，由于區域自然條件、資源稟賦、人口結構以及文化氛圍等因素的差距，產業生命周期的興衰在地域上的表現是相對的，一個區域的落后產業可能相對于另一個區域來講是先進產業，因此，一個區域特定產業的衰退引起的產業轉移（擴散），很可能同時在另一個區域實現產業集聚。

從當今世界產業發展的空間模式變化狀況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隨著新信息革命的影響以及交通運輸系統的技術升級，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便捷和扁平化，以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為代表的各種經濟要素的空間流動更加方便。這使得全球范圍內基于資源重新配置的產業經濟活動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進行。這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產業逐步向相對落后國家和地區擴散，當然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另一方面，在產業轉移（擴散）的同時，產業的集聚現象在全球范圍內以更加顯著、蓬勃的趨勢發展開來。放眼全世界，幾乎到處都可以見到被產業集聚主導的世界經濟版圖。事實上，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擴散）是全球產業在空間層面上整合重組的過程中，出現的兩個并行不悖的動態過程。

結合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布局變化，分析1980年以來勞動密集型產業、原材料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分別在中國東部、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布局占比的情況，可以看到，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原材料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基本上都表現出在東部地區集中布局的格局。其中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最為顯著，反映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集聚的空間態勢。不僅如此，大致從2002年開始，東部地區的制造業份額開始下降，而差不多兩年之后，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份額開始上升。有理由相信，這種情況恰恰印證了東部地區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應該正確認識這種產業轉移的格局和趨勢。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是市場機制作用下必然發生的故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實際上是“騰籠換鳥”，為新一輪產業集聚作準備。通過將低附加值的勞動和原材料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實現主導產業向高附加值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是大勢所趨。而且，從要素價格變動的承受力來看，像勞動密集型產業、下游產業及具有較弱產業聯系的產業，會因為要素價格的提高而率先發生轉移，所以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不僅是應對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舉措，同時，也是利用中西部相對低廉的要素價格和廣闊的市場空間，為這些產業的發展探尋新的生機。二是從專業化、多樣化經濟與產業發展的關系來看，專業化經濟在成熟產業的發展中起主要作用，而多樣化經濟在新興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中起主要作用。由此可以推知，集聚經濟形態與產品生命周期之間的密切聯系，即新興產業往往出現在多樣化發展較好的大都市圈地區，而成熟產業則分散到小型的專業化城市。所以，以大都市圈發展為主的中國東部地區，出現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是正常的發展規律。

兼顧公平與效率的“二元城鎮化”

現階段中國城鎮化發展面臨著集聚和平衡的矛盾，如果從“非此即彼”的視角來看，中國城鎮化發展道路的戰略選擇似乎只有兩條：一是“著眼于空間平衡”的發展路徑。將城鎮化的重點放在農村地區，特別是內地農村地區，通過進一步限制先發地區的資源占用和落后地區的要素流出，實現所謂“平衡發展”。二是“著眼于空間效率”的發展路徑。將城鎮化的重點依舊放在東部沿海等先發地區，特別是業已形成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地區，通過繼續推進資源要素的空間集聚，促進集聚效應的最大化發揮，實現所謂的“追求效率”。

事實上，通過上文的分析，結合中國產業發展在空間上表現出的集聚和轉移現狀，存在著基于產業空間布局變化、兼顧集聚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城鄉空間平衡發展的“公平”的“二元城鎮化”發展道路，即一方面強調集聚，以東部沿海大城市及中西部地區有條件的大城市為依托，大力發展表現為大都市圈特征的城市化，利用新的產業集聚形成的趨勢，創造良好的都市圈載體條件，更好地在促進產業升級換代的基礎上，推進新的新型高技術產業的集聚；另一方面兼顧平衡，在都市圈以外的相對邊緣和落后地區，依托縣城發展中小城市，推進有重點的農村城鎮化，選擇有條件的城鎮，特別是直接聯系農村的縣城，大力承接產業轉移，培育新的產業集聚，直接輻射落后邊緣地區，推動平衡發展的機制。

在“二元城鎮化”的發展道路上，一方面，政府要破除各種不利于要素和資源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為經濟活動在東部沿海及中西部的都市圈地區實現空間集聚創造良好的條件。這不僅可以通過集聚的巨大外部效應，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做大蛋糕”，也在客觀上為相對落后的邊緣地區和農村的轉型發展創造空間。另一方面，政府要暢通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交流和互補渠道。既要從市場的角度推進區域之間的市場整合及分工協調，也要引導先發地區對后發地區的反哺和支持。總之，“二元城鎮化”發展道路，是兼顧公平和效率、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發展道路。